许多抗诉案件都像一部曲折斗转的文艺大片，绵长、辗转，有时还虐心。主人公在片中坚持、放弃或执拗，剧情也经常跌宕起伏，最后柳暗花明。本期抗诉真言为大家先容的就是这么一部“片子”，案件历经三次行政诉讼、五次民事诉讼，经由漫长的十年，最终水落石出，灰尘落定。这部剧中检察院的角色像敏锐的侦探，运用观察核实权抽丝剥茧，使案件事实浮出水面；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更像睿智的老人，通过对执法精炼入里的分析，使剧尾了局圆满。

王真：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硕士，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从事民事行政检察事情14年。2015年6月加入北京市天同状师事务所。

曾获最高人民检察院“首届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竞赛”总结果第一名，获“全国民事行政检察业务标兵”称呼；荣立小我私家二等功两次，荣立小我私家三等功一次。在疑难庞大民商事争议解决领域具有富厚的执业履历，到场管理各种民商事案件近1000余件，承办案件获评“首届全国十佳民事行政检察精品”案件。曾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法院系统任职交流，到场起草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视规则》，熟悉法院审判思路和检察监视案件审查思路。

曾担任国家检察官学院、北京市政法委兼职教师，多次受国家检察官学院、人民大学邀请授课，开发课程两次获评“全国检察教育培训精品课程”。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私人印章的执法效力问题，案件中几级法院的差别认识反映出了这个问题在执法适用层面上的庞大性。案件最终由最高检抗诉、最高法改判，明确了私人印章与法人公章执法效力上的区别，为该类型案件的恰当解决提供了明确的判例指引，也是此“大片”留给我们的执法启示。“剧情”1998年，唐某与A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条约》，以127083元总价购置重庆谢家湾衡宇一套，在条约上加盖了私章，但无唐某手写签名。

后，唐某取得了衡宇所有权证。2000年，重庆市房地产生意业务中心收到以唐某为卖方、程某为买方的《衡宇买卖条约》，衡宇总价为8万元。该条约加盖双方私章，无唐某手写签名。

《买方申请书》《卖方申请书》均由程某之夫向某书写，划分盖有唐某、程某私章。越日，生意业务中心收到补交的购房款《收条》（仍由向某书写，盖有唐某私章）后，将衡宇过户给了程某。

2003年，唐某以从未与程某签订衡宇买卖条约为由，诉重庆领土资源和衡宇治理局、重庆房地产治理局向程某颁证行为违法。该行政诉讼经由一审、二审，维持了上述两局衡宇权属转移挂号行为及颁证行为。

唐某申请再审，重庆高院指令重庆市一中院再审，重庆一中院作出行政裁定，以唐某未授权王某代为提起行政诉讼，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裁定驳回唐某的起诉。该裁定书“再审查明”中认定：唐某与程某盖章签订制式衡宇买卖条约，同时向衡宇治理部门递交了申请书等质料……行政诉讼中，唐某委托司法判定中心对《卖方申请书》及收条上的“唐某”签名举行判定，结论为“与唐某本人签名字迹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2007年，唐某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2000年《衡宇买卖条约》无效，程某返还衡宇。该民事诉讼经由了一审、二审、中院再审、高院再再审，案件一波三折，经由了驳回——打消一审——打消二审、维持一审——维持再审，我们通常称的“翻烙饼”式的裁判效果。

而上级院差别的案件结论，源于对案件下列焦点问题的认识分歧：1.仅有私人印章能否证明私章代表人的真实意思表现；2.谁负担私人印章代表人表意真实的举证责任；3.行政裁定中确认的事实能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审法院看法：1、唐某未能举证证明衡宇买卖条约的盖章为伪造，应负担举证不能的结果；2、行政裁定书已确认，程某唐某同时向衡宇治理部门申请举行权属转移挂号。对行政裁定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法院应当采信。二审法院看法：1、虽然衡宇买卖条约上有唐某印章，但证明衡宇已经出卖的其他证据均证明衡宇买卖不是唐某真实意思表现，衡宇买卖条约应为无效条约。

中院再审看法：1、凭据《条约法》第32条，衡宇买卖条约上加盖有唐某的印章，条约依法建立且生效；2、行政裁定认定的事实应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高院再审看法：1、唐某无证据证明印章为伪造或他人盗盖，无法推翻印章真实性；2、行政裁定确认了行政行为正当有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演”最高检的出演，成为了剧情的关键转折点。

检察院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相较于法院执法适用上的纠结，检察院着眼于案件事实，使用观察核实权对“片中”疑点各个击破：1、查明涉案衡宇过户挂号所需质料均由向某冒写，实际的买卖双方为案外人向某与黄某（唐某前男友）；2、经对向某、黄某观察，二人均认可唐某未到衡宇治理部门管理过户手续；3、衡宇治理部门经办人张某推翻原在行政诉讼中出具的证言，不确认唐某是否加入，衡宇权属挂号部门卖力人确认唐某未加入管理转移挂号手续。最高检基于观察事实，认为：1、本案衡宇买卖条约非唐某真实意思表现，系买受人与案外人恶意勾通出卖他人衡宇。

2、原行政裁定系从法式上驳回了唐某起诉，裁定中认定事实的依据虚假，不应作为民事讯断的事实依据。据此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法院“出演”最高法院的出演，无疑是剧情最精彩的部门。最高法院最终采取了抗诉意见，讯断打消前述全部讯断，改判程某返还衡宇给唐某，为本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最高人民法院的“亮点”在于，未拘泥于本案事实，而是从统一该类案件裁判尺度出发，明确了涉及私章执法效力案件的几个裁判规则：1、公司公章与自然人私章对外公示效力差别；2、私章代表一方否认私章为其所有或盖章为其所为，主张条约关系建立一方当事人负担私章为私章代表一方所有且为其所盖的举证责任；3、行政裁定系法式上驳回起诉的，只能证明行政法式的合规性，不能证明民事执法关系是否建立。“影片”启示录私章的使用在我国有一定的历史与习惯基础，自古代起就作为小我私家身份象征具有代表小我私家意思的作用。

市场经济时代，受上述习惯的影响，自然人私章依然大量使用于民间借贷、担保、金融等领域。而凭据《条约法》第32条之划定，当事人接纳条约书形式订立条约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条约建立。据此，普遍明白为我王法律赋予签字和盖章在条约建立上同等的执法效力。

因此，大多数法院在判断私章的执法效力时多接纳印章形式主义，认定私章即代表小我私家真实意思表现。上述对执法的机械适用，为盗用、冒用他人印章实现非法目的提供了土壤。厘清私章的执法效力，对涉及私章类的案件的合理处置惩罚有很是大的实践意义。1、私章与意思表现的距离书面条约的取信制度是指通过一定方式确定书面条约当事人并将条约权利义务归属于当事人的制度。

对于自然人签署的书面条约，各国通例为以签字为唯一取信方式。盖因签字具有唯一性和较强的人身依附性，签字与自然人真实意思表现具有直接相关性，作为取信方式更为可靠。而自然人印章的信用能力显然无法与签字等同，我国并未建设起私章的刻制、治理制度，存在一人使用多枚印章、重名使用相同印章、印章与身份证名字不符、人章分散等大量杂乱情形。

而凭据我国条约法第32条，签名与盖章均是条约取信方式，显然扩大了自然人印章可以承载的证明意思表现主体的功效，导致了裁判尺度的纷歧，或在个案上的显着不公。司法实践中，对私章与当事人意思表现之间的关系始终未能确立统一而合理的司法裁判规则。本文所举案例，几级法院始终在印章能否直接证明印章代表人意思表现之间彷徨。鉴于自然人印章与真实意思表现之间关联度的模糊性，在司法实践中，亟待修正加盖自然人印章对印章代表人意思表现的证明效力。

而运用执法解释规则，合理明白条约法第32条即为路径之一。条约法第32条明确了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条约建立，当事人持有并加盖私章就成为本条应有之意。据此，认可私章和签名均为条约取信方式，但在仅有私章而无签名的情况下，还需要证明当事人持有并加盖了该枚私章，方切合条约法私章取信的本意。

2、私章与公章公示能力之别同样作为条约取信方式，私章与公章在对外公示和公信力上不行同日而语，法人组织的公章具有直接代表法人意识的对外公信力，而私章则难以取得有直接代表自然人意识的公示和公信效力。首先，私章的刻制无治理规约，公章的刻制有严格的治理划定。

凭据《公安部印章治理措施》的划定，企业事业单元、民政部门挂号的民间组织、村（居）民委员会和各协调机构及很是设机构需要刻制印章的，应当凭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刻制证明和单元建立的批准文本到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管理准刻手续。需要刻制印章的单元应当到公安机关批准的刻制单元刻制。

实践中，任何单元（包罗个体工商户）刻制公章，均需管理《刻章许可证》凭刻章许可证到经公安机关审定的刻章企业刻制印章。与公章相比，私章刻制既不需要有关机关批准，更不需要到指定的刻章企业，有很是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其次，私章无存案要求，公章有明确的存案要求。凭据上述划定，刻制单元将刻制的印章向公安机关管理印鉴存案后，方准启用。

?需要更换印章的，须通告声明原印章作废后根据本措施重新管理存案或准刻手续。可见，公章的存案治理有严格划定，也因此，双方发生争议可以用判定方式确认公章的真伪。

而私章无任何存案治理划定，双方发生争议难有权威样本比对。最后，私章的私刻与公章私刻在执法责任上有显着差异。

凭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治理处罚法》的划定，伪造、变造或者买卖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业、事业单元或者其他组织的公牍、证件、证明文件、印章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凭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之划定，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元、人民团队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

可见，私刻公章要负担明确的治安处罚责任甚至于刑事责任；而仅就私刻自然人私章行为，并无明确执法划定应当负担的责任，尚需联合其刻制目的、刻制服务的违法行为等判断。基于私章在治理制度等方面的天然劣势，诉讼中亦不能将公章与私章的执法效力等同。公章具有直接代表法人意识的证明力，做出否认一方需负担公章虚假的证明责任，而私章尚需补足与自然人意思表现之间的距离。3、私章取信能力补足之径以签名作为自然人契约唯一取信方式，已在学界有一定共识。

但在执法做进一步修订之前，尚需在执法适用层面寻找到个案中的解决之道。本案最高法院如仅就事实论事实，该案的解决便只能成为孤例。可喜的是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未从案件事实角度出发，从执法已有明确划定的条约建立的举证责任作为逻辑起点，给私章执法效力类案件找到一条极为妥帖的路径。最高法院的逻辑脉络为：私章对外不具公示效力→私章代表一方否认私章为其所有或为其加盖，实质是否认双方条约建立→双方当事人就条约是否建立发生争议，由主张条约建立一方当事人负担举证责任→由主张条约建立方证明私章为私章代表人所有，且盖章行为系私章代表人所为。

本案中，程某未能举证证明案涉买卖条约私章与唐某1998年签订的买卖条约私章为同一枚私章，未能举证证明该私章为唐某所有且盖章系唐某所为，遂讯断程某败诉。将举证责任分配给非私章代表人一方，有三重努力意义：一是匡正要求私章代表人一方就“不持有该印章和未加盖该印章”的消极事实负担举证责任；二是制止私章代表人证明私章虚假申请判定而无对比样章的尴尬；三是督促条约相对方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取得另一方当事人签名，方为意思表现之完成，制止未来纠纷的发生。固然，需要明确的是，上述规则亦不能机械适用。如涉及金融机构预留印鉴、法定代表人私章，或依循双方生意业务习惯可得出心田确认的，均不能盖以上述规则简朴定案。

由于篇幅所限，上述破例情形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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